1559 年，他的助手梅兰西顿（1497～1560）起草了一份符登堡的学校法规，要求每个学校建立一所本族语学校，并强迫儿童入校学习。
[11]对于政策制定科学性与执行有效性关系的讨论，参见丁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38页。只要发生不利结果，就责任很重，甚至可以直接刑罚制裁，而信息控制者究竟应该履行哪些法律义务则缺乏规定。
[46]这些机制设计，既弥补了一般充分性认定机制的不足，避免了《指令》实施可能导致的数据无法跨境传输窘境，也使不同企业都能找到符合自己情况的政策工具，调动其保护个人数据的积极性，带有典型的合作治理色彩。[7] 传统法律理论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规范，令行禁止是其基本特征。荷兰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正好是美国政府致力于推进隐私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美国有大量的改革计划都与荷兰的经验相似。[25]但是，国内过去比较欧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普遍缺乏对两种模式实际运行状况以及共性的研究，存在简单的扬美抑欧现象。比如，使用目的限制是欧盟法律的一项核心要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规定得非常严格，不允许信息控制者一揽子获得一般性同意。
Joel R.Reidenberg，Resolving Conflicting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Rules in Cyberspace，52 Stan.L.Rev.1318 (2000)。[90]简单照搬传统权利理论，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理论争论之中，耗费大量精力。在中国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出于各种原因，在家教育也逐渐流行起来。
在学校上，是选择公立学校还是私人学校，都有较大的自由。[23] Arnulf Schmitt-Kammler, Elternrecht und Schulisches Erziehungsrecht nach dem Grundgesetz.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83, s.18. [24] Michael Sachs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7. Aufl. München: Beck, 2014, s.382. [25] Horst Dreier und Hartmut Bau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3.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3, s. 864. [26] 欧阳恩钱：《父母责任重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42页。在国家与父母的关系上，这体现了国家对父母的家庭教育权的尊重。[34]有学者争辩到，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方法应该是：（1）原旨主义方法。
在美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宪法第九修正案是作为限制联邦的权力还是作为伸张个人权利的保护规范，经过了长久的争论。并且以儿童利益为目的或者以公共的善来论证父母权利，这容易导致国家过渡侵害家庭，以至于侵害到父母权利。
可以说保障了父母的学校选择权，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父母的家庭教育权。最近民政部就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情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依据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定义标准，民政部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江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等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都在70万以上。[24]这是因为基本法上在表述父母权利的时候，是将父母（Eltern）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述的，没有使用父（Vater）或母（Mutter）或者父母一方（Elternteil）的概念。不过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父母对于学校事务具有知情权，这是从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接着，他就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提出了三个针锋相对的问题：第一，没有义务教育的教育会破坏国家的学校体制吗？第二，民主需要义务教育吗？第三，基本权的保护义务就意味着义务教育具有正当性吗？就第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比利时、丹麦和爱尔兰都允许在家教育，即使是在美国，在家教育数量最大，最多也只是占学生就读人数的2%，仍然有98%的儿童去学校就读了。[37]如果说父母权利在中国宪法的语境下，被作为未列举权利来看待，那么结合前面的第二种论证，可以认为父母意图和自己的未成年子女之间建立亲密联系，为父母权利成为基本权利提供了一种动机，同时父母权利一旦成为基本权利，则又最有利于满足这一人权动机。而只有受到教育的人，才可以在被接受的水平上保障各个邦在行政、照顾和文化上得以维系。那么他们的个性发展权也在膨胀，与此相反，父母权利则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过程。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家庭教育权 。第三，父母享有的家庭教育权是针对国家而言的。
[46] 任杰慧：《体制外守望：中国式在家上学的教育困境——基于北京R学堂的个案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0页。[27]这种叙述固然有理，但是却陷入了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论证基本权利的困局，而这正是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学者所明确批判过的。
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儿童不断满足这些条件，由此从家庭道德共同体走向社会道德共同体。马丁·路德将改变教会与改变教育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承认父母有权参与学校事务，那就意味着这是父母的共同权利了。在理论上，家庭教育何以成为权利，是谁的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都需要充分论证。如果这既表明了国家教育权的存在，同时又意味着它是一个宪法概念的话，[8]那么后来的法国184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免费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则意味着受教育权得到了宪法承认。[63]父母参与学校事务，会让儿童学得更好，这方面有很多实证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教育学家赫德森(Henderson) 为全民教育委员会所做的30份调查研究的证明。
借助于宪法第33条第3款之规定，从第49条第3款中大体上可以得出父母权利具有基本权利的观点，间接佐证了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属性。该小学答辩称，本年度小学一年级设置3个班，按照每个班不大于23人的法律规定，总共只有69个招生名额，可是却有90个报到的学生。
大概从18世纪中期开始，推行普遍的学校教育就在当时德国境内的很多小邦流行。1986年至1989年，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对教育权力的重新配置，以实现学校管理权的进一步下移，这样就赋予了教师、学校、社区、家长和其他一些利益集团一定的教育决策权，以改变教育决策权过度集中在州和学区的状况。
不过作者也承认这种主张有漏洞，例如智障父母不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儿童身上，反而是从儿童那里获得需求。公民消极不纳税，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法制裁，而父母消极不履行家庭教育的义务，也应该接受公法上不利的后果。
汉堡州是一个城市州，在州的范围内一共有203所小学。对于学校而言，践行宗教宽容，也是它们的任务。第68条班级父母代表的选举规定，在最迟于开学后四周之内召开的家长会（Elternabend）中举行班级（包括学前班）父母代表的选举。第二，对学校参与深度的认识没有达成共识。
在学区内设置或者修改某种学校形式的。这种论证主要是由美国两位学者发展出来的。
五、结论 家庭教育权作为父母权利的重要内容，理应赋予基本权利的地位。[57] 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51-54页。
依据基本法立法的分权原则，中小学教育属于各个州的立法权限。在中国，这可以转换为择校问题。
16个州在各州的学校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义务教育（Schulpflicht），除非是在例外并在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父母才可以在家进行教育。这样父母在教育的内容上，是偏重于理科教育还是文科教育。[10] 海静：《亲权流变：从权力到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9月23日第5版。父母子女之间的认同，不同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或者宗教认同，原因在于父母将自己的个人特质融入到了子女抚育中，这和某一个共同体或群体所共有的特征不同[32]，基于此赋予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即为了强化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特殊的认同关系。
[9] 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儿童受教育权迟至1919年魏玛宪法才出现，参见莫纪宏：《受教育权宪法保护的内涵》，载郑贤君主编：《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4 页。在中文的表述上，父母权利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词汇。
如果父母的第一意愿没有实现，再考虑第二或者第三意愿。首先，针对天然权利，既然排除了从自然法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可能，那么天然权利可能包含有这些方面：第一，天然权利意味着这是一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生物联系。
他们认为该小学裁量错误的理由在于：他们的孩子在该小学上过学前班，基于学前班和小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该小学应该录取他们的孩子，可是该小学却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因而不予录取的裁量是有瑕疵的。[54]由此联系到中国，笔者以为，中国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在家教育权，而在于国家对在家教育的立法是否跟得上、是否可以允许先行先试，不然错过了一次立法试验的机会，从而不能在在家教育的立法上积累经验。
